政府正籌議推動修改「公共債務法」，要把各級政府的舉債上限予以放寬或調整。此案將在本周進行朝野協商，實已到了關鍵時刻。整體而言，修法後各級政府的負債總額占ＧＤＰ的比率，將由四十八％上升至五十一％，突破現行公債法的上限。

我們在此要鄭重呼籲政府：懸崖勒馬。若因財主單位觀念不清而貿然推動修法，這恐是台灣災難的開始。茲從幾個方向來嚴肅討論這個議題。

所謂政府公債，就是政府向人民借錢。政府現在透支借債，將來一定要還本付息，而屆時還本付息所需要的款項，至少有部分要向未來子孫去借錢的。因此，自古典學者李嘉圖以降，每本經濟學教科書均指出：政府舉債其實就是「當代人向後世子孫借錢」。

既然公債是個當代人與未來子孫之間的借貸契約，照理說，舉債額度、舉債上限這一類的政策，都該由當代與未來公民共同討論決定。但由於許多未來子孫目前尚未出生，故若單純由當代人以國會多數決定未來子孫的負擔，顯然是一種跨代之間的不公平。如果當代人不充分顧及子孫福祉而濫行發債，則等於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子孫的痛苦上，這不但在哲學意義上不公不義，在心態上更是自私自利。

就跨代意義而言，公債問題其實是個永續發展議題。例如，近年來全世界各先進國家紛紛將環境保育列為憲法層次的權利，因為當代人往往以種種經濟發展的理由去排放廢氣、砍伐森林、破壞生態平衡，傷及未來子孫的福祉；所以要對環境保育給予最優先的保障，其部分原因是因為永續發展事涉目前不具發言權的未來子孫，容不得現代國民恣意胡為；如果不以憲法層次的高門檻予以保障，子孫輩的環境權就會被侵害殆盡。儘管當代人會以「經建也對未來子孫有利」以為遁詞，去合理化自己對環境的破壞；但諸多經驗顯示，多數人永遠是關心自己遠甚於關心子孫，對環境侵犯的事例也是罄竹難書。故若不將環境權的位階拉高，永續發展絕對做不到、未來子孫的福祉也絕難保障。跨代環保理念如此，在概念上，修公債法上限亦當有憲法層次的莊嚴性，即使是國會的簡單多數，也不可恣意施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