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前急務是削減財赤抑或刺激經濟，的確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，因為緊縮措施推出得太遲，會帶來通脹及其他惡果；推出得太早，又有可能令復甦無以為繼，全球再陷衰退，但現實並不是那麼複雜。不妨換個角度來看，削赤就是想慳錢，而刺激經濟便必定要花錢，選擇哪一邊，全看各國政府是否有能力籌錢，如果財源滾滾來，花錢有何難。

由此可見，以德法為首的歐盟堅持緊縮財政開支便很容易理解，因為借錢有難度。「歐豬」五國債台高築引爆債務危機，信貸評級被大幅下調，不但很難向市場舉債，連整個歐元區也被拖累，出現前所未見的信心危機，結果是歐洲主權債券整體借貸成本上升，部分國家甚至借錢無門，為了保住信貸評級，減債都來不及，還談甚麼刺激經濟，自然認為美國乘人之危、講風涼話。

美國的處境便好得多，同樣是債台高築、財赤破紀錄，但全球投資者就是鍾情美國國債，尤其遇上金融危機，更是絕無僅有的避險天堂，外國資金蜂擁而至、邊罵邊買，國債孳息愈推愈低。美國並不像歐洲那些高負債國，不愁無錢可借，還可以用超低息借錢，自然有條件鼓吹繼續刺激經濟。不過，先使未來錢，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，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亦批評美國的富貴假象暗藏危機。

事實上，各國對向金融機構徵重稅，以及開徵金融交易稅，存在重大分歧，背後同樣與政府財政有關係。表面上，徵稅是防止金融機構再次不顧一切冒險，實際是一條重要的新財路，雖能增加政府收入，但並非所有G20成員國皆贊成，尤其那些並沒有深陷金融危機的國家，更加抗拒犧牲本身的金融機構競爭力，來成全歐美填補財赤的大計。

那麼現實世界有沒有中庸之道呢？答案是有。簡單來說，就是短期維持刺激經濟措施，不輕言退市，長期拿出清晰而可行的方法限制赤字增長，恢復市場對政府財政紀律的信心，兩者並無矛盾，反而相輔相成。可惜不同陣營似乎只着重對本身有利的那一部分，把其他問題拋向對方，這正是G20未開峰會已針鋒相對的底蘊。看來，這次峰會大概會像以往一樣，達成一些和稀泥式的共識和協議，製造和諧假象，完全無助全球經濟穩步復甦。

銀監會在網站公布的年報指，今年銀行業的經營環境將好過去年，但仍面臨風險和挑戰，隨著房地產市場不確定性逐步增加，房地產業借貸款風險持續上升，不良借貸款的壓力加大，風險連鎖效應可能重現。當局將加強土地儲備借貸款管理，嚴控房地產開發貸款風險，限制炒樓和投機性購房，繼續要求各大中型銀行按季展開房貸壓力測試工作。

銀監會又批評，部分銀行對地方融資平台的信貸投放較大，但風險管控不足，隱藏較大風險。另外，部份銀行透過設計發行信貸資產理財產品，將部份貸款轉出資產負債表外，以逃避存款準備金要求，潛在風險亦不容忽視。

報告指，有必要密切關注主權債務評級有下調趨勢的國家和地區風險，另外有國家的超低息令利差交易異常活躍，若收緊貨幣政策並提高借貸成本，資金將從新興市場迅速撤出，造成資產價格泡沫破裂，從而影響全球金融體系穩定。

英國著名博客愛德華‧休（Edward Hugh）唱淡歐元區多年，其見解直至近期歐洲債務危機惡化才正式入流，更成為各國決策官員的必讀理論，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ＩＭＦ）也邀請這位無師自通的經濟學家到馬德里坐鎮，幫手解決西班牙問題。

生於英國的休氏現年六十一歲，大學專攻科目不是經濟，而是哲學、科學、社會學和文學，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移居西班牙。

約七年前，休氏已透過網誌警告，歐元區這套構思並不可行，因人口老化、儲蓄型經濟的德國，與人口年輕、借錢貸款型經濟的歐豬五國，倘共用同一貨幣遲早「出事」，當歐豬五國無法推低歐元自救時，惟有自行推低公營和私營環節的薪酬兩成，從而提振出口，引入資金以償還國債。

隨着歐債危機拖冧金融市場，各國官員、投資者和經濟師紛紛尋找箇中原因之際，休氏的唱淡歐元區論遂獲採納，報章專欄、電視台和電台，甚至官方會議都找到他的影子，但休氏沒有一夜富貴，生活仍簡樸，連應付官方商界會議的置裝費也要向朋友借錢。

休氏從人口角度解構歐元區問題並非無懈可擊，當初吸引他攻擊歐元區的對象是意大利，而非希臘。他建議的「解藥」包括德國退出歐元區、讓歐元貶值以提升競爭力等，但被認為參考價值多過可行性。

政府正籌議推動修改「公共債務法」，要把各級政府的舉債上限予以放寬或調整。此案將在本周進行朝野協商，實已到了關鍵時刻。整體而言，修法後各級政府的負債總額占ＧＤＰ的比率，將由四十八％上升至五十一％，突破現行公債法的上限。

我們在此要鄭重呼籲政府：懸崖勒馬。若因財主單位觀念不清而貿然推動修法，這恐是台灣災難的開始。茲從幾個方向來嚴肅討論這個議題。

所謂政府公債，就是政府向人民借錢。政府現在透支借債，將來一定要還本付息，而屆時還本付息所需要的款項，至少有部分要向未來子孫去借錢的。因此，自古典學者李嘉圖以降，每本經濟學教科書均指出：政府舉債其實就是「當代人向後世子孫借錢」。

既然公債是個當代人與未來子孫之間的借貸契約，照理說，舉債額度、舉債上限這一類的政策，都該由當代與未來公民共同討論決定。但由於許多未來子孫目前尚未出生，故若單純由當代人以國會多數決定未來子孫的負擔，顯然是一種跨代之間的不公平。如果當代人不充分顧及子孫福祉而濫行發債，則等於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子孫的痛苦上，這不但在哲學意義上不公不義，在心態上更是自私自利。

就跨代意義而言，公債問題其實是個永續發展議題。例如，近年來全世界各先進國家紛紛將環境保育列為憲法層次的權利，因為當代人往往以種種經濟發展的理由去排放廢氣、砍伐森林、破壞生態平衡，傷及未來子孫的福祉；所以要對環境保育給予最優先的保障，其部分原因是因為永續發展事涉目前不具發言權的未來子孫，容不得現代國民恣意胡為；如果不以憲法層次的高門檻予以保障，子孫輩的環境權就會被侵害殆盡。儘管當代人會以「經建也對未來子孫有利」以為遁詞，去合理化自己對環境的破壞；但諸多經驗顯示，多數人永遠是關心自己遠甚於關心子孫，對環境侵犯的事例也是罄竹難書。故若不將環境權的位階拉高，永續發展絕對做不到、未來子孫的福祉也絕難保障。跨代環保理念如此，在概念上，修公債法上限亦當有憲法層次的莊嚴性，即使是國會的簡單多數，也不可恣意施為。

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周一表示，再度向國會提出300億美元（約2340億港元）的振興小型商業計劃。

他在二月時提出有關計劃時，被批評為沒有效用。當時，歐巴馬為了爭取通過醫療改革法案，因此沒有作出進一步的推動。

不過，美國眾議院財經委員會在上周以42票對23票通過了有關計劃。國會議長佩洛西表示，有關建議將盡快交予眾議院全體表決。

歐巴馬在周一促請，國會應現在便表決借貸計劃，因為此舉將可望創設更多的職位。

部分共和黨議員仍然反對有關小型商業借貸安排。該計劃是政府注資支持獨立的商業銀行，以支持向小型企業借貸，而銀行則向政府支付股息作為代價。